李凤亮 | 人文学术生产怎样避免“内卷式增长”？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⑪

Original 李凤亮探索与争鸣杂志 2022-06-06

收录于合集 #《学术中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 1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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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术生产怎样避免“内卷式增长”？

李凤亮 |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

陈能军 |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后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6期，原标题为《内化与外溢——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人文学术生产》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精神，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文学术无疑构成我们国家和民族在每一阶段的重要精神力量。尤其伴随着一次次社会转型，人文学术对于转型期的社会思想启蒙和社会心理稳定，都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人文科学以人的精神世界为认识和研究对象，以人的精神世界与当代社会的互动性机制为中心话题。可以说，人们在改造精神世界的同时，亦能够以精神世界的光照亮其所处物质世界的改造进程，而人文科学就是人类精神世界中那一抹最具生命力和穿透力的光。

纵观近30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持续转型和发展，最大的变革之一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而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市场力量获得释放，在幅员辽阔、人口巨量的中国奔泻而出，宣示“消费时代”和商品经济的来临。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充满了期待与激情，蓄势待发、百业待兴的中国经济社会横切面的另一角，精神生产领域中的知识分子却开始陷入一场为边缘化而焦虑的自我审视。在他们的主体性视角中，商品经济的爆发使精神产品的多元化、大众化、娱乐化甚至工业化发展愈加明显，精神生产沦为商业附庸，成为人们获利的工具，精神生产也不再是文化精英们的专有权利……凡此种种市场经济因素，促使他们深刻而强烈地感受到自身重建人文精神、重塑人文学术之志业的危机。市场经济语境下，多种力量的博弈，人文思潮的流变，无不预示着精神生产方式和人文学术生产方式都将迎来种种新的变迁。

语境变迁：市场崛起中的人文新潮

20世纪90年代，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的发展史而言，都具有重要的节点性意义。中国人文学术的变迁在20世纪90年代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段重大的转折性存在，是因为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是在多种力量的多重博弈下实现的。

（一）力量场域演变：诸种力量的多重博弈与发展

其一，政治的力量。在国际政治环境方面， 1989年东欧剧变和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格局结束，和平与发展愈发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主题。近30年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就是保障中国社会各领域高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支撑。在国内政治环境方面，体制改革成为重要内容，文化生产部门承担了一定的改革压力，但从长远看，这些变革都是符合生产者长远利益的。于是文化事业单位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返，有了学术出版业的市场化改制，有了人文科学、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接轨等改革推进。国外政治环境的持续稳定和国内渐变式体制改革的向深推进，使中国社会的精神生产和人文学术生产，既具备了相对稳定的外部保障，又契合了生产组织自变革的内生诉求。

其二，市场的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精神生产和人文学术生产愈发深刻地被市场经济打上印记，初期造成这种趋势的主要动力是精神需求端和消费端的大爆发。市场经济的闸口一旦打开，多元化、大众化、商业化的精神生产方式冲击迅猛无比，急剧形成的精神产品市场给广大知识分子、人文科学从业者带来窘迫、不适甚至危机感，市场的力量迫使精神生产者不得不寻求自我变革。而到了市场经济不断成熟的中后期，加快精神生产和人文学术生产变迁的另一种市场动力，则更多地来自适度的竞争，迫使在计划体制中沉积已久的精神生产和人文学术生产，不得不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而谋求自身变革。

1992 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

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

其三，文化的力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化”，“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不管是文化抑或学术都会随着时代更替而维新发展，在文化与时代互为镜像的情境中，什么样的时代原则就能产生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或学术导向）。例如，市场经济时代注重效率，引致注重效率和绩效的学术思想涌现，以绩效为核心理念的“新公共管理”主义由此兴起；市场经济时代所重视的“多元融合”理念，要求这个时代的精神生产满足更多受众的更加多维的诉求，要求人文学术生产更多开展与自然科学的跨界融合；市场经济时代所呼唤的“开放性”思维，要求人文学术研究者更加注重国际化的研究方式，关注跨地域的研究主题，等等。文化力量对精神生产和人文学术生产的影响，归根到底还是通过时代的变迁来加速其影响力的传导，既包括在生产方式等形式上施加的影响，也包括在生产对象等内容上施加的影响。

其四，学术的力量。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文学术生产者面临着学术生产职业化、规范化严重受损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文学术生产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依然存在认识偏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样重理轻文的社会意识弥久不散。也就是在1992年前后，从中央传达出了一系列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政策精神，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开始不断推进人文学术生产者的职业化、规范化发展进程，例如，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奖励、基金、项目和平台建设就是在此之后不断完善起来的。这种情况下，相对充分的学术资源供给，也使人文学术生产者及生产体系内部对于学术规范构建、评价体系改革、学术共同体建设等学术职业化的基本范畴，有了更为激烈的探讨，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文学术生产方式的变革。

其五，全球化的力量。全球化的本质内涵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全球联系的不断增强，人们更多时候会把经济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看成全球化的最主要方式，而忽略或者避开精神生产、人文学术生产领域的全球化认识。比如，随着1984年《国务院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的颁布，以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留学政策的开放态度，“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被确立为我国留学政策的指导思想。此后，一批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再到国外深造的人文学者和文化从业者，陆续带回西方人文学术的最新思潮、范式和研究热点，带来他们对于西方精神与艺术产品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在将西方人文学术、文化艺术的新发展引入中国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使中国人文学术、中国精神生产从与世界“断裂”的状态，重新回到与世界“链接”的状态中来。

（二）人文思潮流变：两种思想解放的路径

除了多种力量的博弈之外，人文思潮的流变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精神生产方式和人文学术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基本原因，甚至可以认为是更加内在的原因。回顾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思潮流变，自上而下式的、发生在宏观层面的、关于发展体制与发展道路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自下而上式的、自发性的、发生在全社会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两场重要的人文思潮流变对于此后30年的中国人文学术生产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把20世纪90年代作为中国经济社会跨时代发展的起点，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正式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无疑就是确立这个起点的最重要依据，这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理论结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过程，同样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一贯坚持的传承与创新相统一的重要理论品质。邓小平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开拓者，其理论贡献同样是建立在党内相关理论思想不断孕育、补充、发展的基础上，这些孕育、补充和发展主要包括：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原则，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等相关思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严重缺点”所作出的深刻分析，1979年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以及贯穿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党和国家重要会议相关决议、邓小平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论述等。直至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再到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具备了充分、完整的市场经济思想基础，也为此后的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为凝聚社会共识、扫清认识误区奠定了坚定、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石。

1993—1995年,中国发生了一场由文学、哲学、艺术等领域的人文知识分子主导，再向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逐渐蔓延，并引起全社会对人文精神深刻反思和激烈表达的大讨论活动。笔者至今清晰记得，1994年12月参与了所在高校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文精神”的主题讨论，提及“狭义的人文主义运动‘文艺复兴’与‘五四’运动均是以‘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为标志与先声的，因此，当前返回秩序、理性、道德常态仍应注重唤醒和救治人精神与心理的痼疾，在这一点上，人文精神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大同小异”。不论其中各种观点是否成熟，这一场持续两年多、席卷全社会的大讨论，其争论之活跃、影响之深远、反思之彻底都是近30年来最为突出的。究其本质，这一场大讨论源于当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领域的精神生产者，在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爆发下的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大反思；源于当代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危机感的内省，以及一批坚定的人文主义秉承者对于新时期文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产领域产生的诸多问题的现实反诘。这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文学术界持续较久的关于人文学术和思想百年回顾与反思的讨论（如“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相映成辉，成为20世纪90年代学术内部反思的两个重要场景。

王晓明所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 1996 年版）收录了“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的主要观点。

效用蝶变：社会转型的学术参与

关于语境变迁的分析是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探究是什么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精神生产和人文学术生产的变迁。关于效应蝶变的分析，则将立足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9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生产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二是这些变化对于人文学术发展产生了哪些正反方面的影响；三是上述人文学术生产中的效用蝶变是如何与当代社会转型互动发展的。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学术生产方式的主要变迁

近30年来中国人文学术生产方式的变迁，其表现形式既有新兴模式的创新发展，又有传统模式的返璞归真；既有研究手段的综合创新，又有价值理性的时代凸显；既有学术评价的逐步完善，又有资源配置的不断改革。

第一，人文学术生产的价值理性变迁。正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放的人文学术交流环境，跨学科和跨区域的学术研究方式从不同学科、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方法互鉴中产生。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越来越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甚至发展到了“工具崇拜”的地步。部分经济学家试图通过数学元素的添加使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但是过度数学模型崇拜以及对经济学思想的忽视，使经济学脱离了现实，扼制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度追求工具理性一定程度上令当代人文学术的价值理性不断弱化，这成为造成“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局面的关键。

第二，人文学术研究问题导向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人文学术生产中，注重问题导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且与自主意识、本土化等问题交缠在一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具有更加突出的民族性、国家性以及文化自觉性。不同的社会体系都具有迥异于其他社会体系的经验性存在，基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解决实际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价值原则，西方学术范式对于中国人文学术不必然具有普遍适用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人文学术生产经历了一定阶段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过程，但近年来已逐渐回归到“中国经验”“中国转型”的问题导向上。

第三，人文学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变迁。人文学术生产最终要通过学术成果的传播与交流来完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学术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变迁，人文学术思想、成果具有更高的可获得性和更广的传播空间。近年来，也涌现了一批通过电视、多媒体、自媒体和融媒体等新兴传播媒介促进我国人文学术发展的案例。例如2005年易中天登上《百家讲坛》，以大众化方式分析历史、开讲三国，其后于丹、杨雨等人文学术从业者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姑且不论各位老师的学术深度，其传播方式创新是值得肯定的。

《学人》第一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年出版。

第四，后现代主义人文学术研究范式变迁。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哲学体系倾向的思潮，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几乎涉及各大人文科学领域。中国人文学术引入后现代主义研究范式，并开展学术生产活动，主要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包括在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主要人文社科领域引入后现代主义的重要范式，如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等。但后现代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生产呈现出某种碎片化发展趋势。

第五，人文学术评价方式的计量化变迁。当前我国的人文社科学术生产和学术管理，很大程度上受到新公共管理思想的影响。新公共管理理念中的一条核心思想就是追求绩效和效率，且注重通过外部绩效评价和绩效问责机制来达到目标。在具体操作上主要以量化方法和技术来评价组织中的个体绩效，实行绩效问责。可以说这种评价方式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目前我们的人文学术评价中存在的诸如以论文数量、引用数量、项目搭载为标准的机械方式，也明显存在缺陷，不能完全体现学术创新性和真实学术水平。

第六，人文学术资源配置方式变迁。中国人文学术资源的配置方式变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反，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弱行政配置（这里的弱行政配置实际上是由于资源匮乏导致的），转向最近30年的强资源配置方式。国家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投入的资源越来越多，行政化的学术管理也越来越凸显。

（二）科学与偏差：生产方式变迁带来的学术走向变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学术生产方式变迁之于人文学术自身的发展，既有正面的有利于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一面，也有负面的不利于人文学术可持续发展的一面。

近30年来的人文学术生产方式变迁，为中国人文学术生产的科学主义、职业化、技术化和国际化等良好走向提供了方法论基础。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生产方式，由于引入西方人文学术尤其是自然科学中的实证研究方法、数理研究方法，吸收了自然科学和工程应用中大量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协同论、突变论等科学化理念，其科学主义色彩和特征不断得到强化。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走向也在不断凸显，中国人文学术开始采取国际通用的学术表达方式，在将中国学术推向世界的同时，也让世界更深解读中国这个伟大的发展案例。此外，中国人文学术的职业化推进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就学科发展而言，随着世纪之交高校扩招和院校合并的深化，人文社科内部的学科不断细化。20世纪80年代高校以系为主要学科单位，目前不少高校甚至分化出学部、学院、学系三级学科体系，更有甚者，早年的一个系如今能分化出若干个学院。就学术生产量能而言，中国人文科学学者无论在国内学术期刊还是SSCI、A&HCI等国际学术期刊系统的发文量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人文学术生产从业队伍不断扩大。就学术共同体组织而言，各类学术发展共同体组织得到进一步加强，各学科及专业的细分领域学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其整体架构不断完善，从初具气象走向血肉渐丰。

近30年来的人文学术生产方式变迁，也成为中国人文学术生产的碎片化发展、机械化评价、行政化管理、本土化缺失、内卷化趋势等问题的根源之一。

其一，受到解构主义等研究范式，以及技术化、工程化等方法的影响，原本人文学术中的整体性研究被不断削弱，过分注重研究形式而忽略研究内容，过分注重细节领域而忽视系统性关联，人文学术的碎片化发展不断加剧。

其二，迷信绩效考核的标准化，抛开人文学术生产本身的渐进性特征，过度强调学术成果的国际化评价，一刀切的期刊等级、论文数量、引用数量，以及一些削足适履的国际化指标，限定时间必须出成果等方式，促使人文学术评价方式走向机械化。

其三，各类承载学术行政职能的政府部门及学术共同体机构，掌握了大量资源，导致“审批学术”“项目学术”等高度行政化的学术管理现象大行其道，相对缺乏市场化和社会性的学术资源及其管理方式。

其四，相当一段时间，国内人文社科领域十分盛行西方各国的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评价方法，照搬照套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生产实践，而忽视了中国的问题不同于西方的问题，中国的解决路径不同于西方的解决路径，学术生产的本土化趋势有待进一步推进。

其五，近30年来人文学术生产体系内部的竞争不断加剧，学术产出的量能不断提升，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内耗式、竞逐式的格局，部分人文学术产出缺乏核心灵魂，其产出增长仍然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

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三）内化与外溢：人文学术变迁与当代社会转型

应该梳理清楚一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文学术是如何通过生产方式变迁与当代社会转型互动的。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本文此前大部分内容回答了社会转型对于人文学术生产方式的影响，下面就是回答关于人文学术生产如何影响社会转型的问题。简单来讲，人文学术生产通过“内化”与“外溢”两种机制，使当代社会转型在其先导下，更加平稳、顺畅地向这个社会所坚持的一切美好价值原则的方向逐步前进。

“内化”可以理解为，将社会转型所需的公共精神转化为社会成员个体精神的过程。这是一种更为潜在的、隐性的但又有决定性的影响机制，也是人文学术影响社会发展的首要形式。近30年来中国处于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阶段，人文学术生产分别以如下三种方式完成了其对社会转型的内化影响。第一，精神内化或思想启蒙的方式。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很快便通过公共媒体在社会上形成广泛效应，不仅对那一阶段的学术和文化生产走向产生直接影响，而且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于“启蒙”的认识，提升了人们对于社会文化多元化的认可，强化了人们对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应该同步并进思想的坚守。第二，凝聚社会共识、稳定社会心理的方式。例如，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大量负面的社会认识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心理波动，国内人文学术界通过大量的学术生产和精神产出，及时地凝聚了社会意识，稳定了社会心理。第三，塑造民族品质与自信的方式。民族品质塑造和民族自信建设是调动一个民族发展动能的重要途径，人文学术生产往往通过对一个民族的美好品质进行整理、分析、传承及弘扬，更好地塑造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可靠的品格。

“外溢”可以理解为，通过人文学术生产的精神力量和理论力量，将其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外在化为具体的作用物的过程，有三种形式最为常见和有效。第一，人文学术片段上升为政策制度。其主要情形包括：决策层面对于学术主题的关注，如一些人文社科研究主题，在得到决策层面的重视后被纳入社会发展规划，这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显得尤为突出；学术研究的对策化成果很好地契合了社会发展的制度需求，经过改良可直接成为发展对策的组成部分；人文学术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直接成为政策和制度的指导性原则。第二，人文学术思想指导产业发展。拿与人文学术生产关联最为紧密的文化创意产业（或精神生产产业）为例，近年来的人文学术研究所倡导的跨界化、融合化发展，已经在文化产业的跨界融合中产生了新的应用，一大批新的文化融合业态不断涌现，如数字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人文学术思想的指导。第三，人文精神指引科学技术变革。这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科技以人为本”就是最好的注解，任何科技的变革最终都要落到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进步，使人的感受、体验、思想、表达等一切行为方式更加符合人自身的便利、舒适和健康。人文关怀既是科技变革的出发点，也是科技变革的终极目标。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一切人类科技产品都是人文精神的外化物。

未来发展：学术变迁与范式变革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人文学术生产方式变迁至今，不少好的趋势得到保持，不少难以解决的困境也仍然存在。站在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当下，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节点，把握未来更需要敏锐、冷静、深刻的思考，也需要敢于直面的勇气。笔者认为，面向未来，繁荣中国人文学术生产需要厘清三个问题、处理好三对关系、坚持“新四化”。

（一）厘清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数字人文≠数字化的人文。近年来，关于数字人文的研究正在火热兴起，虽然关于数字人文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国外，但这也是中国人文学术界对于当下数字技术以及大数据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正向呼应。不可否认，这种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巨大价值，然而笔者通过多方索引和查找相关研究资料发现，相当一部分人文学者对于数字人文的理解有一定偏差。他们把“数字人文”等同于“数字化的人文”，这里的误区主要在于数据分析与数字化呈现的混淆。数字人文的精髓应该是“把数据分析带入文本分析，通过其产生的统计性数量化的结果而导出新的结论或新的知识”，更多侧重数据分析的方法。数字化的人文更好理解，就是将人文知识、人文学术产品、人文精神产品以数字化形式，展现给读者、消费者和学术从业者。数字化不过是人们获取人文信息的现代技术手段。

第二个问题：学术分工≠学科分野。人文学术生产应该与物质生产一样存在社会分工，也就是所谓“学术分工”。这主要是因为学术生产的主体在知识结构、社会阅历、研究方式以及主观意识等方面存在客观差异而形成的，在不同细分领域，人文学术研究采取不同的范式，呈现不同的偏好和效率。而人文学科分野则通常可认为是基于各细分学科之间的差异，而将某一个实际问题在各学科内部孤立地开展学术分析的做法，学科分野是人文学术生产的一大障碍。当前的高等院校人文学科越分越细，不同学科往往以其学科为本位，强行割裂其他学科对于实践问题的解决之道，这条道路无疑将越走越窄。

第三个问题：实证研究≠科学主义。实证研究在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很强的真理性，通过重复实验方式获得理论进展已经成为自然科学和工程应用中的主要方法。不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也极力推广实证研究在人文学术中的应用。当前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将实证研究与坚持科学主义画等号，这是值得商榷的，随意或刻意使用实证研究未必就是坚持科学主义。某些人文学者纯粹为了“实证”而“实证”，生编硬造各类参数、指数，甚至为了固定“靶向”反复修改数据和公式。这些都是过分崇拜实证研究的错误倾向，反而导致学术的不规范。

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作为重要阵地的《上海文学》和《读书》杂志

（二）处理好三对关系

首先，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人文学术研究不同于理工类研究，理工科通常具有国际公认的、相对规范和标准的国际化研究方法、范式、手段和评估体系，其科学研究的国别界限相对模糊。而人文社会科学更多的是基于社会生活实践，解决实际问题，各国之间文化、社会和经济发展差异较大，西方人文社科研究的范式对于中国不必然具有普遍性价值。应该采取回归问题的学术路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充分吸收国际化学术研究养分的基础上，扎根于本土化学术生产。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强调，“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为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坚守文化自觉，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指明了方向。人文社会科学界既要基于本土化研究，分析中国经验、总结中国模式、解决中国问题，又要以中国经验为重要依据，在国际学术体系中构建中国特色人文学术话语，使人文学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其次，要处理好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人文科学领域的学术生产往往与意识形态建设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处理不好人文学术生产中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学术研究便有可能走向“学术政治化”或“政治学术化”这两个极端。近30年来的人文学术生产在二者的关系处理上逐渐走向理性化。归根到底人文学术还是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践性原则，以实践问题为基础，以实践标准为指向，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局”和“中心”，以提升人民群众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质为主要目标；从学术本身出发，注重学术理念、学术逻辑、学术正义和学术自由，以中国特色的人文学术凝聚社会共识、塑造民族品格，服务国家振兴和民族复兴的伟业。

再次，要处理好传承性与创新性的关系。人文学术生产同样是一个“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的过程，任何领域的人文学术生产都具有与其血脉相连的历史传承，这是人文学术生产的时间逻辑。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学术生产吸收和秉承了前一阶段甚至多个阶段的历史积淀，未来的中国人文学术生产也应当以当前人文学术生产中的积极因素为基础，传承好其中合理性、科学性的部分。同时，还必须根据时代发展、技术创新，以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为突破点，做好综合创新的充分准备，尽量使人文学术生产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架起一座解决现实问题的桥梁。

（三）坚持“新四化”

面向未来的人文社科学术发展，要坚持“新四化”，即对策化、跨界化、技术化、国际化。

第一，坚持人文学术研究的对策化。这本质上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现状问题为出发和旨归，源于现实问题，止于现实问题的缓解或解决。坚持对策化要着重保障研究对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在特定的时间范围、特定的空间范围、特定的文化和制度条件下，采取的解决对策都需要因地制宜、因时而异。

第二，坚持人文学术研究的跨界化。当今时代乃至未来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往往都更加复杂和变化多样，只用单一学科来审视，难免管中窥豹，应构建“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模式，把不同学科的理论、工具、方法等有机统一起来，以期在科技和社会前沿问题上实现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深化跨学科、整体性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理念。

第三，坚持人文学术研究的技术化。技术在任何时候都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工具，一方面技术手段能够提高人文学术生产的效率，例如，大数据时代通过python等数据工具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技术手段能够增强人文学术调查研究的便利性和精准性，例如，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通过在线调研、在线问卷的方式更高效地达到研究目标。

第四，坚持人文学术研究的国际化。相比自然科学，我国人文社科研究的国际化标准不确定、所面对的社会和文化体系迥异于西方都是其国际化发展的障碍。之所以仍要坚持国际化发展道路，其缘由既来自中国特色人文学术话语建设的需要，也来自民族性与世界性相通的机理，更来自不同文明之间互学互鉴的需求，只有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中国人文学术“走出去”和西方人文学术“引进来”都将是需要长期坚持的举措。当然，坚持“新四化”并非一味趋新，也要注重“对策化”与“基础化”、“跨界化”与“学科化”、“技术化”与“传统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共同推进人文社科学术的全面发展。

报道合集丨《学术中的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暨《探索与争鸣》第四届青年理论创新征文成果发布会

张宝明｜从学术到政治：“五四”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路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①

瞿骏｜近代中国“真觉醒”的枢纽——管窥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时代语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②

陈红娟姚新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百年文本诠释与意义生产｜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③

李红岩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溯源：重思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④

忻平姜楠丨从“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到文化自信——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理念的百年传承与实践创新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⑤

沈洁 | “尽书生报国之志” ——天地玄黄中的学术坚守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⑥

张翼星 | “百家争鸣”的一次可贵的尝试——重温1957年初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⑦

沈国明 | 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⑧

高玉炜周晓虹 | 改革年代如何形塑学人生命史——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⑨

赵修义 | 青年一代应该为什么而活？四十年前的中国人曾这样讨论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专刊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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